随着苏联历史的终结，一些人审视这一历史的目光越发狐疑起来。表现在文学方面，在“重写苏联文学史”的口号中，其中众多曾经名重一时，也可谓顶天立地的人物形象，现在需要为自己存在下去而辩护了。引人瞩目者之一，即保尔·柯察金。这位“钢铁”般的英雄人物，在半个世纪屹立于中国文坛乃至中国文化、教育界之后，如今在一些人眼里，已“不能算是一个成功的文学形象”了，因为“他只是当时苏联主流政治路线的传声筒。”在个别学者心目中，“保尔的形象已经黯淡了，冬妮娅的形象却变得春雨般芬芳、细润，亮丽而又温柔地驻留心中”。由是，这些论者自然发出质问：“《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下简称《钢铁》）是一本好书吗？”
显然，保尔遭遇了进入中国以来最激烈的非难。但与此同时，对他的这种否定，也遭遇到否定。而这后一种否定，不仅来自专家，也来自读者。不仅有老读者，也有新读者。笔者近年来在高校讲授“外国文学名著选讲”这门课，课上并未讲到《钢铁》。课后只要求同学在其读过的外国文学作品中任选题目写一篇短文。出乎意料的是，在两次交上来的共500多篇作业中，竟有50多篇是写《钢铁》的。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几十个青年向我倾吐的，全都是发自肺腑的对这部作品特别是对保尔这一形象的由衷肯定。他们对保尔的赞赏，绝非盲目、空泛的英雄崇拜。这些青年将汲取精神力量的目光自觉地投向保尔，是发现了这一形象所载负的人生理想，所具备的现实价值。
认为保尔不是一个成功形象的同志断言：“只要把作品中的人名、地名改动一下，保尔·柯察金既可以是南斯拉夫的瓦尔特、罗马尼亚的安东内斯库，也可以是朝鲜的金昌浩、中国的高大泉。”
果真如此吗？那就意味着这些形象的本质是同类的。惟其如此，他们才可共享一个名字，即“无产阶级英雄”或“社会主义英雄”。但只要稍加思索，读者均可看出，保尔还有着这些“英雄”所阙如的人生历程，即，他因身患绝症被迫退出社会舞台后，在生命的舞台上，经过彷徨，摆脱颓唐，自行奋起，向生命的极限挑战，并且最终超越了这一极限，从而取得了超越生命意义上的新生。这不仅是上述人物所不具备的经历，也是整个人类文学史上的英雄所罕见的经历。正是这种特殊的经历，使保尔的性格塑造具有了他人所不具备的合金化流程。联系这一事实去考察保尔与那类人物，可以说，即使将他们共有的社会政治外衣除祛，保尔仍然具有英雄的光彩，而且是方显出英雄本色。
以往的评论均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保尔的形象性质具有双重性：他是集革命英雄与生命英雄于一身。而其本质，是生命英雄。
文学中的所谓“生命英雄”，其使命是向人生的种种磨难宣战。困难、挫折、失败，病痛、绝望与死亡是他们的敌人。生命的极限是其挑战并超越的对象。他们人生的目标，不仅是创造生命的辉煌，而且还要再造一次生命。因此，不管出于何种必然，他们总能够在生命的常规极限处发起向生命禁区的冲击。他们的意义在于，于文学中异常强烈地展示了人类向死亡做不屈不挠抗争的巨大勇气与非凡能力。他们的价值在于，不仅体现了文学家对人生意义与生命价值的理性思考，还在文学之外，给人类增添信心和力量。这才是保尔形象的永恒价值。只要人类存在下去，人类还需要对自己懦弱的意志做淬火、锤炼，还渴望打破命运对自己的不公正，保尔精神就会给人以力量。保尔形象的现实价值也就在于此。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的外国文学界，乃至苏联以及俄罗斯文学界，长期以来均未能从生命英雄这一理念高度解读保尔。何以至此？笔者以为，这是由于我们一直忽略一个很重要的阅读角度，即不能贴近保尔后期的生命形态。这恰是我们这些生命处于常态的读者所难以保持的理性。其实只须换个角度，只要我们站在生命为不幸所羁绊的人的立场，就不会无视保尔精神所具有的弥补生命缺憾的感召功能。
重新审视苏联文学史，以及保尔这样的人物形象，是必要的。但在这种审视的目光中，我们看到了过分的怀疑。这并非理性的质疑，而是一种情绪。究其本质，这是源于对往昔政治热情置换文学创作冲动那种反文学现象的反驳。不幸在于，这种反驳是一种非科学的态度。而更加不幸的是，这种现象，于社会主义文艺发展中，已然成为一种亚规律。究其成因，主要在于，我们在积聚对违背文学创作规律的现象的批判热情时，尚未做好必要的理论与实践之准备。至少，我们的理论工作者尚未具备与这种热情相匹配的一种价值判断体系、尽可能全面的解读角度，以及多重的美学标准和多样性的审美趣味，亦即把握作品与人物的能力的统一。
这一反科学规律的客观存在，于笔者心头渐成一种隐忧，即忧虑我们从否定庸俗社会学性质的文艺动机出发，却不自觉地使用这种早已应当否定、而且使用者主观上也意欲否定的庸俗社会学批评。
隐伏在笔者心头挥之不去的另一隐忧，是在否定文学中的理想主义时，我们的一些批评也在否定着人类的理想。保尔遭致非难的原因之一，无疑是他身上载有太多的理想。也许我们吃了“假、大、空”太多的苦头，那也不应放眼望去，一切反映人类美好向往的豪言壮语都是“乌托邦”。退一步讲，保尔所言的“全人类的解放”，即使在冷战结束的今天，当我们目睹世界强权政治的种种劣迹败行时，谁又能否认，这不是不切实际的空话，而是非常实际且又任重道远的全人类共同使命？！
（作者为辽宁大学中文系副主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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